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湖南是全国最为严重的匪患重灾区之一，尤其是湘西地区，匪患尤为突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盘踞在湖南的土匪部队竟多达170余支，总人数高达18万人，民众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尽管国民党军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多次展开围剿行动，但土匪们依靠地形复杂的山区和巧妙的游击战术，一次次成功逃脱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官匪勾结的现象愈发严重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混乱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国民党专心与我军作战，放任湖南境内的匪患猖獗。更有甚者，在1948年，国民党对湘西的土匪实施招安，封出了大量“司令”职位。土匪武装人数从数百至数千不等，他们自称“某某司令”，活动如同草莽英雄，局势一度陷入“群魔乱舞”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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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江战役后，面对即将无法抵挡的局势，国民党开始重新聚集地方的土匪武装。蒋介石指示宋希濂将湘西的大股土匪收编为3个暂编军，12个暂编师，并赋予其中部分土匪头目“军长”、“师长”之职，目的是利用这些武装拖延我军进攻的步伐，争取时间。

1949年7月，白崇禧亲自南下湘西，亲自联络土匪头目，为自己招兵买马。他还派遣大量特务进入湘西，建立起情报网，并与台湾进行密切联络。1949年10月4日，会同县解放，随即南下的工作团进驻湘西，进入芷江，11月1日，正式成立了“中共会同县委”和“会同县人民政府”，杨明显任县委书记，王云波任县长，机关设在原洪江银行大楼内。

会同县城解放后，由于解放大军迅速调往四川作战，县内仅留下一支连队驻守。这个连队驻扎在洪江，并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治安维持委员会，负责日常治安工作。

初步安定局势后，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并没有立即进入县城，而是继续在洪江设立了工作机构。第三天，县委成立了第一区人民政府，由王芝担任区委书记，政府机关继续驻在洪江。与此同时，县委和政府还派出了武装工作队，白天深入乡村开展群众工作，晚上则返回洪江休整。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，调查各地情况，发动群众，稳定社会秩序，保障工厂开工、商店营业、学校复课，维护交通畅通，征集粮食支援前线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县委和县政府基本了解了会同县的社会状况。1950年3月20日，县委和县政府各机关迁入会同县城。为了稳固新生的革命政权，县领导积极运用“统一战线”的政策，对旧政权的上层人物进行广泛争取。

在这过程中，一区区长王芝召开了原国民党军连长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，号召他们归顺人民政府，并欢迎他们积极合作。尽管会议上这些人纷纷点头答应，表示愿意投诚，但会后大多数人依然不以为然，只有少数人选择了真心投诚，交出了一部分武器。

在党的政策感召下，原会同县自卫总队副队长龙志高带领110人投降，并加入了我军，开始协助清剿残余的土匪和特务。然而，依旧有些土匪头目不甘心失败，尤其是明译荣，他假装被党的政策感动，主动上门悔过。县委书记杨明显和县长王云波亲自接待了他，表示欢迎并设宴款待。明译荣在宴会上表示要“脱胎换骨”，重新做人，但其实他满脑子是暗地里探听我军虚实。

当天晚上，明译荣便将我军的情况告诉了陈通焕，并与陈通焕商量如何对付我军。12月下旬，陈通焕将多支匪部汇集，成立了“自救军第三纵队”，自任司令。

陈通焕，原名陈惕予，1900年出生在湖南怀化市靖州县甘棠镇的寨姓村。家境富裕的他自小聪明好学，在父亲的支持下，他通过私人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年少时，他在大桥桐油罐私塾读书，后赴长沙的兑泽中学深造，毕业后回乡从教。尽管在乡村里，他的文化地位相对较高，但陈通焕有着更大的抱负，他不甘于安稳的教师生涯，最终辞职进入政界。

1931年，陈通焕成为会同县丰山乡的乡长，此时他积极与地方权贵建立关系，屡次查办地下共产党员，为自己赢得了上级的赏识。1937年，陈通焕转任国民党会同县党部驻洪江干事办公处主任，并加入了国民党的“中统”组织，迅速获得了党内的重要职务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陈通焕因积极打压我党的地下组织而屡次受到上级嘉奖。

然而，抗战胜利后，陈通焕因在任内制造过多政治风波而被撤职。经过一番政治斗争，他最终恢复了职务，担任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设计委员，并再次被任命为会同县党部书记长。然而，解放军的渡江战役胜利让他感到危机四伏，他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。

在1949年9月，陈通焕受命组织反动武装，成立了“中国人民救国军第三纵队”，并试图策划一系列暗杀和纵火行动。然而，解放军的迅速反应使得这些计划未能成功，两次暗杀行动接连失败，陈通焕的行动逐渐暴露。

1950年春，陈通焕的土匪组织经过我军清剿已受到沉重打击。他在八宝山的老巢成了最后的据点，然而随着我军的围剿，陈通焕的匪部终于在4月1日被彻底消灭。陈通焕自己在战斗中被捕，并在一场激烈的审判后被公开枪决。

陈通焕匪部的消灭标志着会同地区土匪的彻底肃清。经过几个月的清剿，其他匪部也被一一歼灭，至1950年年底，会同地区的匪患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